以法治意识为基础，可以重述守法理论的守法机制。
（三）修改立法法是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举措 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三）完善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相衔接、相统一的制度机制。
三、修正草案的主要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正草案）》共37条，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一）完善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根据新情况新需要，总结实践经验，对地方性法规、规章的立法权限和程序作出修改完善：一是关于设区的市可以行使地方立法权的事项，将环境保护修改为生态文明建设，并增加规定基层治理（修正草案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八条）。三是多次召开座谈会，听取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工作机构、地方人大以及部分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一是贯彻落实宪法规定和党的二十大精神，根据新时代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对立法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作了完善，将现行立法法第三条改为两条，明确立法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保障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修正草案第一条）。二是根据实践中成熟的经验和做法，对现行立法法第十三条关于授权决定的规定作出完善，明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根据改革发展的需要，决定就特定事项授权在规定期限和范围内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
立法应当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贯彻新发展理念，保障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修正草案第一条）。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是党中央明确提出的任务要求。其三，面询包含着升迁的可能性。
[57]张之洞得到的信息是，让他打消顾虑，相信朝廷新政变法的诚意，并委婉劝告他本人，因为改革的阻力大，最好不要以西学的概念、术语谈论变法，以免授人攻击的口实与把柄。（参见前注[24]，茅海建书，第56页。文本不像是一个单纯的改革建议，似乎还隐匿着作者不便明说的心理活动。他通过情报获得了与他所感知的差不多的信息：在清廷内部，光绪皇帝虽然走到前台，主导维新变法事业，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躲在幕后的慈禧太后，她仍然是大清国的真正当家人。
冲突的起因是报纸的年号纪元问题。作为老手，这样的正当性并不难找：日本以内阁居首，亦采中制。
[39]吴板桥作为西方的翻译者的这种指责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他并没有理解张之洞的用意。把场域概念运用于分析张之洞的意义在于：不是把他从众多人物和事件中抽象出来加以个殊化的解释，而是把他置于关系中，从关系的位置把握他的行动和采取的策略。随着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新的朝廷越来越自私，目光越来越短浅，不但不开放政权，而且排除异己，把权力集中于满族亲贵自己。他追求国家富强，一生都在思考如何学习西方的富强之道，并付诸行动。
行动者利用文化的与社会的资源不是为了逻辑的目的，而是为了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生存的实际目的。按照清廷惯例，命令一个地方官员进京陛见，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对该官员的工作成效进行肯定或嘉奖，是一种极高的荣誉。文化资本可以变成一种权力资源。清政府一方面要与西方列强妥协，满足其要求，一方面必须采取措施改变这种局面，使国家和社会尽可能地向好的方向走。
张之洞却一直待在湖广总督的位置上不动。后来，被先后调入山西、两广、湖广成为地方最高级别的政府官员，去世前两年进入清政府中央权力中心，官僚生涯达到顶峰。
[67]类似的行动逻辑也表现在张之洞对待官制改革的问题上。这种把对方引以为同道的姿态不是做做样子，而是张之洞的真情流露。
难得的是，他全部的经验智慧不仅是护佑自己仕途平安，而且还是为了努力在荆棘中开出新路。与此同时，一些详细介绍它和对它进行理性评论的文章，也相继在外国的杂志上发表了。他的家庭背景与中国普通百姓不同，首先不用为填饱肚子发愁，也不必为买不起夜间读书的油钱而辍学。杨锐是张之洞的学生和亲信，刘光第虽不是张之洞的门生，但二人也有师生之谊，属于可靠的政治同盟。由此可作进一步推论，假若两位统治者对张之洞完全信任，那么，仅凭翁同龢的一己之力是阻挡不住张之洞的，况且翁同龢本人不久之后也被罢官还乡去了。他属于中产阶级家庭的一份子，有安心读书的条件和本钱。
张之洞认为黄遵宪在该事情上明显偏袒康有为一方，因此两人的关系破裂，张之洞把黄遵宪称作康党。那张之洞又是如何看待它呢？方案既然是按照《劝学篇》的思路，按理说，张之洞应该是满意的。
在这个问题上，张之洞的态度不言自明。其实这也说明了张之洞与袁世凯二人在朝廷特别是慈禧太后心里的不同位置。
他与康有为所代表的激进主义者感同身受。对于当事者李鸿章而言，他与张之洞同属一个阶级，接受的是同一种教育，对日常世界的待人接物礼仪和规矩有着类似的认知。
第一重关系是张之洞与最高统治者之间，这依赖于中国传统政治的等级结构。[31]这是光绪皇帝以最高统治者的名义向全国推介张之洞的《劝学篇》一书。正因为如此，这个改革方案很快就得到了慈禧太后的批准，并下达命令：刘坤一、张之洞会奏整顿中法、仿行西法各条，事多可行。事实上，这位朝廷重臣的真情相告还是起了作用，从此在新政变法问题上张之洞的言论和行动更趋谨慎。
中国传统的纪年通常是以朝代的年号为标记方式，如康熙十年、雍正五年、乾隆元年等等。在如何能使中国走出困境的问题上，他又一次重复了这一观点，认为学术和教育是增长中国人知识和见识的必经之路，只有知识和智慧才能使中国摆脱厄运。
作为重要的地方高级官员，他从不轻易公开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一旦机会成熟就能赢得主导权。一个四十多岁、官位已到地方的最高级别、政治上如日中天的人，为什么反而表现地如此消极？它隐微地要告知什么，告知谁？ 《诗·大雅·桑柔》说，君子实维，秉心无竞。
这里分开叙说，主要是出于行文上的方便。官制改革是出洋考察各国宪政的官员向朝廷提出的建议，认为东邻的日本立宪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先有官制改革奠定的坚实基础。
） [4][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建议的奏折先是呈送光绪皇帝，但皇帝并未签署意见，后又呈送慈禧太后，她考虑了三天之后同意下达这个调令。袁世凯已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且身上还有一堆重要的其他兼职。那些想守住祖宗之法一成不变的人会被认为不明智、不识时务，但忠诚很少会被怀疑。
[37] 作为变法图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张之洞在有关改革的表述中特别注意选用那些温和的词汇、术语，以接受者容易接受的方式而不是容易引起疑虑的方式进行实践：如何说比说什么更重要。调令是根据中央一位大臣的建议而发出的。
译为‘公论党可也，译为‘自由非也。然而，序幕并不意味着戏剧本身就能顺利演下去，带来一个圆满的结局。
如果说撰写《劝学篇》之前，张之洞与康有为的决裂还缘于正统与异端的竞争关系，带有争夺革新事业主导权的意味，那么，《劝学篇》的实践则是张之洞为了脱去互为同道的历史，从合作者的危险性中摆脱出来。如果陛见时面询人对此不满意，那可能带来两种结果：一是改变面询的初衷，被询者被改派到一个无关紧要的部门充作闲职，这对这位老谋深算的湖广总督来讲，显然是不划算的。